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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笑愚de午夜驪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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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诗论】新诗的诗性还原与西方“纯诗”论  

2015-10-04 13:14:19|  分类: 哲学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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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诗论】新诗的诗性还原与西方“纯诗”论 - 莫笑愚 - 莫笑愚de午夜驪歌
 

新诗的诗性还原与西方“纯诗”论
作者 :  未知

  “纯诗”论是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理论核心。波德莱尔、瓦雷里等诗人倡导“纯诗”论,意在强调诗是一种“纯情”与“纯形”的组合。其目的是要为诗的领域划定界限,从而确立关于诗的有效原则。那么,“纯诗”论在诗学建构上对诗歌音乐性的追求,对“精巧纯粹的形式”的创造等等,实质上都是对诗的文体特质——“诗性”的召唤与确立。“纯诗”论自1920年代植入中国诗界,一直作为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重要因素影响着中国新诗的发展,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的艺术通道。但中国新诗接受“纯诗”论的影响,并没有全然沿着西方象征主义的路径展开,而是根据中国新诗特有的实践,基于以“纯诗”去“非诗”的现实要求,立足于还原诗性的艺术目标,使“纯诗”论有了中国化的诗学意义。 
   
  一、“纯情”与“纯形”:西方“纯诗”论的诗性原则 
   
  “纯诗”论在西方诗歌理论中,经历了由美国诗人埃德加·爱伦·坡到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再到法国象征派大师瓦雷里……渐次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纯诗”论凸显出两个最基本的美学要素:“纯情”与“纯形”。并由此形成了“纯诗”的诗性原则。 
  所谓的“纯情”,即诗歌的艺术自主性与独创性。对此,瓦雷里是这样阐释的:“我说的‘纯’与物理学家说的纯水的‘纯’是一个意思。我想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创作一部完全排除非诗情成分的作品”(瓦雷里,“纯诗”65)。这即是说,诗的第一要则,是诗的目的和本质的“纯iE'’,是诗人所要表达的“纯情”。爱伦·坡也曾指出:“为诗而写诗并且承认这就是我们的目的”(里达27)。但是,“纯情”又是需要用“纯形”来表达的。而诗的“纯形”与其说来自于诗人天赋的才华和灵感,不如说更多地来自于诗人对于诗歌形式的精心设计和反复打磨。马拉美就认为,诗的创作根本上就是一件必须怀着无上的虔诚和坚毅才能完成的苦差事:“怀着炼丹术士的耐心,准备为此牺牲一切虚荣和愉快,就像过去人们劈了家和房梁来生炉子一样地喂养着我的大著作的火炉”(马拉美379)。而瓦雷里惯于“长期地酝酿和打磨诗章”,宣称自己“只喜欢精雕细琢,而讨厌朝秦暮楚,对于一切蓦然而至的事物感到疑惑不解”(瓦雷里,“关于《海滨墓园》的创作”282—286)。因此,诗的“纯形”,就是对诗歌形式的完美追求。 
  诗的思维是一种在观念的思维和音乐的思维之间妥协的结果,这导致了诗歌中的意义和声音是密不可分的,而这种音义结合的诗歌语言也因此被企望能够达成一种“应和”的境界:“这种非凡的话语以支撑它的节奏与和谐为特征,节奏、和谐应当与话语的形成十分紧密甚至神秘地联系起来,使得声音与意义再也不能分离并且在记忆中无限地相互应和”(瓦雷里,“波德莱尔的位置”182)。故而,“纯诗”作为西方诗学的重要概念,总是以一种近乎不自觉的态度与音乐性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追求音乐样纯粹的语言是其要义。在“纯诗”论者看来,音乐是纯诗的前提,也就是诗性的载体。爱伦·坡认为:音乐“创造出最高的美”,诗的效果与音乐相同,是一种“纯艺术”。“音乐与一种可悦的观念结合,便是诗歌”(坡,202)。而波德莱尔是“第一个感受音乐底影响”的诗人(曹葆华222)。他认为诗的语言“纯粹”、“有力”、“优美”,“纯粹的旋律线条和一种完美地持续着的鸣响”密切联系在一起就是诗(瓦雷里,“波德莱尔的位置”)。在诗的音乐性剖析上,瓦雷里至为透彻。他首先论述了诗歌和散文的分别。诗追求音乐样纯粹的语言,散文则是追求语义的明白;诗的对称垂摆回击在语义和音乐的出发点上,而散文由语义趋向意旨。诗不像散文那样去描写或叙述种种事件以构造一种真实的幻象,它直达我们身心全体,以音节激动我们筋肉的组织,舒放我们语言的本能,唤起人生最高的一致与和谐。在此基础上,瓦雷里表现出对音乐奇妙力量的由衷向往。他认为音乐的纯粹性和感染力能使人“重新获取诗人们本有的一切”(瓦雷里,“波德莱尔的位置”)。很明确,瓦雷里是把音乐性看成“纯诗”的生命线了。 
  随着西方“纯诗”论的发展,“纯诗”已经成为一种只是“为诗而诗”,“除了诗歌自身以外什么也没有”的一个完满自足的概念。也就是说,作为诗本身,它的文体性能要带给读者的只是视觉与听觉、理性与感性、形式与质地的纯美,而其本质是要引领人类最终走向宇宙之间,与万物契合,至达最高、最美的理想境界。为了达到这种理想境界,“纯诗”又总将视觉与听觉、理性与感性、字形与寓意、本能与理性完全统一。瓦雷里感觉马拉美的“纯诗”就是这种境界的典范。他认为马拉美的诗是“一个思想的形态第一次安置在我们的空间里”、“被网罗在静默的宇宙诗篇里:一篇完全是光明和谜语的诗篇……”(瓦雷里,“骰子的一样永不能破除侥幸”)。那么,“纯诗”的创作,最终的追求也就必然是形式和质地的纯美。这是诗性的至美境界。瓦雷里就赞美波德莱尔诗的这种至美诗性:“一切都是魅力,音乐,强力而抽象的官感……豪侈,形式和极乐”,“音和意不再分开”,即感性与理性、音韵与意义、旋律与音响的完全统一,他的诗有着“质地和精巧纯粹的形式”(瓦雷里,“波德莱尔的位置”235)。 
   
  二、以“纯诗”去“非诗”,中国新诗的诗性追寻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为新诗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尤其是以文研会为代表的写实主义诗歌进一步完善了新诗的诗质与诗形;以浪漫派为代表的自由体诗歌为新诗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新诗已经初步完成了从传统诗歌到现代诗歌的历史性蜕变。但难如人意的是,初期白话新诗一面使诗歌突破旧诗藩篱获得新生;另一面,却遮蔽和忽略了新诗本体的意义和艺术品格,造成诗性的驳杂不纯。旧诗的秩序被打破以后,新诗面临的这种近于“无序的状态”怎么治理?周作人认为:新诗要还原诗的本真,“正当的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则是其精义”(周作人181)。更有锐进的诗家,直接对象征主义“纯诗”产生了热望。王独清就指出:“要治中国现在文坛审美薄弱和创作粗糙的弊病……有倡poesie pure(纯诗)的必要”(王独清18)。而促使新诗人们选择“纯诗”道路的理由,也因为他们在中国传统诗学中同样找到“纯诗”的“对应物”。那么,无论中西,诗歌都应该是纯粹的,纯正的,纯美的。诗就是诗,不是不伦不类的东西,即混淆诗歌与散文界限的文字。于是,修正新诗中“散文化”、“非诗化”倾向的目的,为中国诗坛最初接受西方“纯诗”论提供了现实契机。 
  而“纯诗”论来到中国后,新诗进程中的多次偏向甚至走上异路,又都为它提供了生根的泥土。1920年代,浪漫派的“女神体”虽长于抒发火山进发般的激情,但形式又过于自由散漫,情感一览无余。为了校正这种散乱无诗的诗路,闻一多、徐志摩、陈梦家等新月派诗人从新诗的格律着手,呼唤“纯诗”;1930年代,李金发等象征派诗人出于对现实的失望,对革命诗歌、现实主义诗歌“非诗”倾向的不满,自然转向了对“纯诗”的追求。而以戴望舒为领袖的现代诗派,超越了对西方“纯诗”单纯的模仿阶段,开始进入了一个自觉创造的时期,并且通过努力探索和大胆实践,拓宽了“纯诗”的艺术道路,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现代主义诗歌艺术,将现代中国的“纯诗”运动推向了顶峰。1940年代,以穆旦、袁可嘉为代表的九叶诗派,针对功利主义的“52具论”与唯美主义的“纯诗”论长期两相对立的状况,认为诗不能逃避政治,但它决不从属政治。在诗美追求与诗学建设上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新路向,这就是坚持提倡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的原则。 
  尊重诗本体,以“纯诗”之美祛除“非诗”的弊害,是中国新诗坚守的诗性立场。早在1920年代中期,象征诗派的中坚人物穆木天就在“谭诗”中亮出了“纯粹诗歌”的立场:“我们要求的是纯粹的诗歌(the Pure Poetry),我们要住的是诗的世界,我们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分界。我们要求纯粹的诗的感兴(Inspiration)”。穆木天对“纯粹诗歌”的要求,重点在诗的文体特质和感兴素质上。特别强调“诗的统一性”,也就是要求诗的各种因素的高度统一性,整体一致的纯粹性(穆木天7)。穆木天的“纯诗”主张得到了王独清的响应。在“再谭诗”里,王独清以“(情+力)+(音+色)=诗”这个“理想中最完美的‘诗’的公式”展现了他所认定的“纯诗”(王独清19)。而梁宗岱相对于穆木天、王独清的“纯诗”追求,则强调诗之为诗的诗的现象学形式论,目的在捍卫新诗的形式性和纯洁性。他在“新诗的十字路口”一文中认为:五四新诗在形式上是“反诗”的,“不仅是反旧诗的,简直是反诗的”,对初期白话新诗“非诗”倾向强烈不满并表明革新的决心。同时,梁宗岱对新诗的自由诗化也明确表示反对,主张“发见新音节,创造新格律”。落脚点在于追求纯诗形式的创造。 
  更为重要的是,在“新诗的十字路口”里,梁宗岱鲜明提出了“形式是一切文艺品永生的原理”的论点和“一切纯粹永久的诗的真元”的概念。这是中国现代诗学中最具理论意义的诗学观。就其内涵,可以概括为:一、诗作为艺术存在的方式是形式,形式致诗永恒。诗之为诗,首先是有诗的形式。二、诗本身的永恒性即生命力与其纯粹性之统一,具有这种特点的诗才是“伟大的诗”,只有这种诗才具永恒性与纯粹性,才会让宇宙与人生奥义的内容完全陶熔于诗,让人感化并使之参悟。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姜白石、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马拉美、瓦雷里等诗人的作品,都具有超越时空的共同美,也就是纯诗。三、“教”与“乐”、形式与内容共为一体的纯诗。这种诗都是直接诉诸我们的整体,并从而使人参悟出宇宙和人生奥义。 
  对于“纯诗”,与梁宗岱同属现代派的另一诗家邵洵美则是从曲折与明显来阐释的:“抒情诗、写景诗、叙事诗、说理诗,都可以算是‘说明的诗’,但是所用的形容词至多到了‘譬喻’便要为止,一到字眼发生了‘象征的作用’,诗便曲折了,……象征是永久的形容和比喻,而凡是伟大的诗都有一种永久的象征性”(邵洵美2)。“纯诗”论到了戴望舒那里,则渐趋圆熟了。他在“谈林庚的诗见与‘四行诗…里提出的“诗的精髓”论,直接言明诗要有作为诗本身的属性——诗性。他认为,首先要有“纯诗”,也就是具有了纯诗内涵的自由诗;其次,有纯诗内涵是古诗和新诗的共同点之一,“那就是永远不会变价值的‘诗的精髓’。那维护着古人之诗使不为岁月所斫伤的,那支撑着今人之诗使生长起来的,便是它”(戴望舒18)。 
  至此,出于以“纯诗”去“非诗”的目的,在执著追寻诗性的目标下,中国新诗已基本建立起自己的“纯诗论”。 
   
  三、诗性还原:西方“纯诗”论的中国向度 
   
  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自1920年代开始,摸索出的是一条相对艰难的“纯诗”之路。从穆木天、王独清倡导“纯诗”开始,新诗人们对“纯诗”的探讨与创作就没有间断过。但中国新诗接受“纯诗”论的影响,并没有全然沿着西方象征主义的路径展开。而是根据新诗特有的艺术实践,在将“纯诗”论纳入中国诗学范畴的同时,也使西方“纯诗”论逐渐中国化。在这个过程中,还原诗性是终极目的。而还原诗性的核心在于:让诗回归诗本身,让新诗成为中国诗。这便是中国新诗在接受西方“纯诗”论的时候形成的基本向度。 
  西方象征诗人提倡“纯诗”,关注的是诗的本体与特质。基于诗的“纯情”与“纯形”,他们热情召唤着“诗性”,执著张扬着诗的理想。而中国早期的“纯诗”论者们,面对新诗“散而无篇”,“诗而不诗”的弊端,出于解救诗坛散乱、枯燥局面的需要,只是欲从西方“纯诗”论中找到一条还原诗性的道路,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诗歌的艺术问题。这种立足“现实需要”的向度,显然泛化了西方“纯诗”论重在从诗的本体出发,回答诗之本质问题的原典意义。 
  在西方象征主义“纯诗”体系和中国新诗的“纯诗”理论中,诗的音乐性是共同的追求。但两相比较,中国的“纯诗”论者自有不同的向度。追求音乐样纯粹的语言,是西方“纯诗”论的要义。在其理论体系中,音乐性既是形式命题,又更多的是本体论范畴。音乐是精美、澄明、纯粹的。诗歌之纯粹是自觉和特意地创造一种使语言像音乐那样自足存在,绝对的澄明。这即是说,西方“纯诗”论的音乐性追求最主要的是诗歌语言的纯粹性追求,这不仅只是节奏、韵律等形式问题,更重要的是强调语言本体去掉粗糙歧义,获得像音乐那样精致“纯粹”的效果。而中国最初的“纯诗”论者穆木天、王独清们追求的音乐性,主要是形式论。穆木天要求纯诗在形式上是“一个有统一性有持续性的时空间的律动”,认为“诗是数学的而又是音乐的东西”(穆木天9)。王独清所论多将语言和音乐的关系分开,或者说并不关注“纯诗”最终是否关系到语言的确定和澄明的问题。而到了新月诗派,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在创作实践上极力推崇诗歌的音乐美,更是形式追求的极至。而这种形式论基础上的音乐性,目的是要凸显诗的体征,即还原诗的本体属性。 
  在西方象征主义诗人的诗学理念中,“纯诗”是通向超验天国的旋梯,充满神秘性。而穆木天等的“纯诗”虽然也提出诗反射“不可知的远的世界,深的大的最高生命”,认为“诗是内生命的象征”,但强调诗必须立足于“平常生活的深处”(穆木天8)。这种关于诗歌的“内生命”的思考,仍是现象界的探询而不是超验界的追问,较之西方“纯诗”论,少了一些神秘性。 
  更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诗人在接受西方象征主义“纯诗”论的同时,也开始了象征主义民族“纯诗”学的思考和建构。而这种民族“纯诗”学的建构,不是完全移植西方,而是将诗学触角深入中国古典诗词,自觉寻找民族传统诗学资源的支持。梁宗岱在“谈诗”中就认为:“马拉美酷似我国底姜白石”(梁宗岱87)。穆木天在《谭诗》中也有这种自觉,他说李白的诗“到处是诗,是诗的世界,有一种纯粹诗歌的感”(穆木天5)。 
  可以肯定,当梁宗岱、穆木天等人将西方“纯诗”论与中国传统诗学相结合的时候,他们所建构的中国“纯诗”,其向度并不在“西化”,而重在“化西”。并积极促进中国新诗向两个方向掘进:一是西方“纯诗”艺术与民族现实生活的结合;二是西方“纯诗”艺术与民族传统诗歌艺术的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纯诗”论者创造性地为西方“纯诗”论在中国本土化打造了一个高标准的平台。而在“纯诗”论的中国化方面,梁宗岱贡献尤大。他从“纯诗”论的超越性、中西“纯诗”说“超验”与“妙悟”概念的比较研究、中西“纯诗”形态的超脱性出发,在多向性研究的基础上,沟通了中西“纯诗”的美学关联。关于“纯诗”论的超越性,梁宗岱认为:“纯诗”是“诗的最高境,是一般大诗人所必致的,无论有意与无意”。“纯诗”具有超验本体的功能,即“纯诗”可以借助音乐与色彩浑融一体而形成的暗示,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对应,主体可以通过纯诗实现其超出自身的对客体对应的超验性,客体也可以通过诗的象征体实现从主体出发的超验。同时,诗的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可以对现实具体性、现实记述性给予超越。再者,诗的形式也具超验性,即诗作为一个独立的语言实体对附属于文学的种属进行超越。梁宗岱的“纯诗”论,完整融化了法国象征派“纯诗”论的超越性或日超验性,同时又借助中国的禅悟概念把这种超验性中国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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