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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笑愚de午夜驪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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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孤独的旅人,一个人生的探险者,一个人间过客。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从城市到城市,从落日到落日,流浪、行走、品味生活。在命运之河驾一叶扁舟,用虔诚的朝圣者灵魂,赞美荆棘、爱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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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中国公众的民粹化倾向调查报告.2012.(下)   

2012-12-06 16:28: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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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2-12-05 09:37 作者: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民粹化特征和民粹化倾向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情况


  “80后~88前”群体的民粹主义情绪最低,“50后”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比例最高。年龄与民粹主义情绪有一定相关性。调查发现,“50后”民众民粹特征显著者较多,高达50.0%;“60后”次之,民粹特征显著者占42.3%,且“60后”群体具有民粹特征者的比重最高,为64.8%。在“80后~88前”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占的比重最小,仅26.9%。


  职业对于民粹主义情绪有一定影响。调查发现,在“熟练工/保安”和“外企、私营企业管理者/个体工商户”这两个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较多,分别占相应群体的70.0%和44.8%。而在“专业技术领域”和“学生”群体中的民粹特征显著者较少,均不高于三成。


  消费水平越高的群体,其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越小。我们将消费水平分为低(每月1500元以下)、中(每月1500-8000元)、高(每月8000元以上)三个水平。随着消费水平的上升,相应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所占的比例随之降低,普通民众的比例越大。另外,在高消费群体中,关心政治的人中仅有8.3%是民粹特征显著者,远低于不关心政治的人(22.7%)。在低消费人群中,对政府比较不满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更高(36.5%),远高于对政府较满意的人(11.9%)。


  大专学历民众中有较多的民粹特征显著者。调查发现,学历与民粹主义情绪有较强的相关性(卡方值=43.629,临界值=9.48,α=0.05)。在“大专群体”和“中专/职高/技校/高中及以下”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51.5%和41.3%;相比之下,这一比例在博士和硕士学历的人群中分别只有18.2%和26.2%。


  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有更多自信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较多。我们根据对于“我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感到骄傲”这句话与自己感受的符合程度来判断人们的民族文化自豪感。调查发现,在这方面有较强自信的民众(选择“完全符合”或“在较大程度上符合”)更可能是民粹特征显著者,而从整体上看,文化自信感越高的群体,具有民粹化特征者所占的比例也越高(spearman相关性=0.309)。而在对中国经济有较强自信的群体(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赞同“中国的经济水平排在世界前列”)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高达50.2%,比不太自信的人的比例高出25.3%。


  有些民粹特征显著者一方面有极高的爱国情绪,另一方面又对政府感到不满。调查发现,在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群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相当高,达42.9%。另外,在那些虽然对政治事务的兴趣较低,但却对外交摩擦比较敏感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也很高(克雷默的V系数=0.349)。另外,有些民粹特征显著者虽然对政府感到不满,但却否认外国政治制度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在这样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高达62.6%,高于普通民众所占的比例。


  对外交冲突更加敏感的人中,民粹特征明显者的比例较高。认为“当祖国受欺负时我觉得自己也受到了欺负”这句话完全符合自己想法的受访者中有60.1%属于民粹特征显著者,而回答“经常这样觉得”的受访者中民粹特征显著者仅占35.2%。


  当社会信任度较低时,爱国情绪更可能演变成民粹主义情绪。在低信任度群体中,爱国情绪较强的人,66.7%是民粹特征显著者。而在高信任度群体中,这一比例仅为29.6%。感到自己得不到他人关心的人,比认为可能受到他人欺骗和欺负的人,更可能成为具有民粹化特征者。在那些感到自己或总是得不到关心的人中,具有民粹化特征者和民粹化倾向者所占比例高达66.5%和41.9%,远高于认为经常或总是能得到关心的人。另外,一些人对他人持极度的不信任态度,但却更看重符号化的群体概念,在这样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高达45.3%。


  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道德观念的人,更可能是民粹特征显著者。在此群体中,51.7%的人是民粹特征显著者。相比之下,在认为计划经济时代更平等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所占比例略低。


  在对政策“输出”感到不满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较大。这一比例达到了38.5%。相比之下,在对民意“输入”感到不满,认为政府不会考虑自己的意见的群体中,这一比例为26.5%。另外,调查还发现,个人消费水平越低,越可能对民意“输入”和政策“输出”产生不满绪。


  在从众心理较强的民众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所占的比例较大(卡方值=156.138,临界值=15.507,α=0.05)。在认为“我希望我的想法与周围的人保持一致”这句话完全符合自己想法的人中,有63.0%的民粹化特征显著者,明显高于回答“在较大程度上符合”的群体(47.4%),以及回答“偶尔符合”和“我不希望想法跟别人一致”的人。不仅如此,我们通过看人们期望自己观点与他人一致的程度,以及对于“那些不爱国的中国人应该被我们鄙视和惩罚”这句话的态度发现,民众的从众心理越强,越容易否定和排斥他人。


  越认同实践比理论更重要的受访者,成为民粹特征显著者的可能性越高。对“解决社会上的问题和矛盾,实践比学术理论更重要”的回答中,完全赞同的受访者中有45.1%为民粹特征显著者,而较大程度赞同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为34.3%。


  在认同传统型领导的人中,具有民粹化特征者和民粹特征化显著者的比例最高。我们曾预测认同克里斯玛型领导的人(即认为领导最需要的品质为“有魅力,或者有出色的能力,或者有崇高的精神”)更可能是具有民粹化特征者。但事实上,认同传统型领导的人(选择“遵守由历史、传统和前辈定下的习俗和秩序”)无论是在民粹化特征者还是在特征显著者方面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为70.6%和60.8%,远高于认同法理型领导的群体(40.8%和21.1%)和认同克里斯玛型领导的群体(55.0%和37.7%)。


  民粹化倾向者的四种形象


  为更清晰地勾勒民粹化倾向者的特征,我们对本次调查中由统计分析归纳出的“民粹化特征显著人群”和“有一定民粹化倾向的人群”,根据如下六个因素做了聚类分析:F1:爱国主义情结自豪感;F2:怀旧情结;F3:非理性程度;F4:反精英主义倾向;F5:政府满意度;F6:对外交冲突的敏感程度。结果显示,民粹化倾向者中,可细分出较典型的四种形象,或用更为生动的说法,四张“脸谱”(如图1所示)。

中国公众的民粹化倾向调查报告.2012.(2) - 蝉公二世 - 蝉公二世的综合杂志

 

  第一类,自我陶醉型。这类群体在6个方面均有突出表现:他们有很强的爱国情结;他们是主权高于人权这一理念的坚定支持者;而且,他们很自信地认为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同时,他们又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想得过于理想化,认为那时的人们更为淳朴,社会更为平等。这些人很不理性,沉醉于对美好生活的幻想中,对精英主义有极强的抵触情绪,认为自己的利益因他们而受到损害,因而更可能相信各种形式的阴谋理论。他们不愿理解和包容与自己观念不一致的人,追求想法的绝对同一化。与此同时,他们又缺乏判断力,容易盲从别人。另外,这些人觉得政府不关心自己,没能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对外交冲突极其敏感,容易有过激的民族主义行为。


  第二类,怨念深重型。这一类是民粹化特征较为显著的人群,他们的爱国热情排在自我陶醉型和逻辑混乱型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为了国家利益应牺牲个人利益。他们沉迷于发现普通人的闪光点;较为突出的是,他们对精英的怨恨、抵触情绪强烈,且缺乏独立的判断力,更可能相信阴谋理论。他们对政府极度不满,并倾向于把外交冲突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第三类,逻辑混乱型。这一群体的爱国热情仅次于自我陶醉型,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信。但他们又觉得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更好,并认为西方政治制度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不多。他们不太理性,对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看法具有一定浪漫主义色彩。但他们对精英群体的抵触情绪较低,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和包容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人,不会轻易盲从。


  第四类,茫然无措型。这是有一定民粹化倾向的人群,他们有一定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但这种激情要明显弱于其他三类人。他们觉得改革开放前中国在某些方面好于现在,但总体来说,理想化程度较低。这类人的非理性程度和对日常生活的浪漫化程度都较低。他们能在某些方面理解和包容与自己有不同见解的人群,但具有一定程度的盲从心理,希望与他人保持一致。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较低,但对于国家的外交问题,他们有较强的民族主义倾向。


  中国公众的民粹情感温度计


  为从总体上对中国公众成为民粹特征显著者的可能性作出判断,我们采用“民粹情感温度计”来评估,评分从0度到100度,如果评分在50度到100度之间,则意味着成为民粹特征显著者的可能性较大,需要加以控制和引导;如果评分在0度到50度之间,则意味着成为民粹特征显著者的可能性较低,保持跟踪关注即可。调查发现:中国公众的民粹情感温度为54.77度。这说明,有大量民众是很可能在一些因素的刺激下转化成有民粹化特征者的。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情感温度”所表明的,只是一个人成为民粹特征显著者的可能性,就每个样本个体来看,即使是情感温度较高的人,也未必具有民粹化特征。我们分析了分数在60分以上却不具有民粹化特征的人,发现这些人虽具有较深的爱国主义情结或怀旧情绪,但因为社会信任度较高,非理性因素较少,并没有转化成民粹主义情绪。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单纯的民族主义者与具有民粹化特征者的区别,并更加凸显了较高的社会信任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作为民粹主义倾向“防火墙”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的结论与建议


  要重视民粹主义倾向对国家和社会的消极影响,警惕“未民主先民粹”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民粹主义不只像其通常所表现的那样,只是面对国际争端时的极端现象和过激行为。更重要的是,民粹主义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出政治生活和社会政策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寻找解决之道,不仅有助于消解民粹情绪,而且有助于提高政治、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人们经常单纯地把民粹主义看成一种追求民主的思潮。但事实上,即使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不是相互对立的,前者的内涵也要比后者贫乏得多。真正的民主建立在完善的政治制度、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充足的社会资本等基础之上。而民粹主义幻境中的民主,是一种只可能存在于理想化世界里的纯朴而美好的绝对平等状态,带有浓厚的反精英、去政治化色彩。因此,避免公众民粹化,尽量降低民粹化现象带来的危害,就成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

中国公众的民粹化倾向调查报告.2012.(2) - 蝉公二世 - 蝉公二世的综合杂志

 

  及时、清晰地告知公众外交事务方面的情况和政策,降低公众不满。随着国际地位的改变,中国目前正在不断调整和落实国际战略,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在此期间,中国与外国之间发生摩擦和纠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首先,这些摩擦并不会阻碍中国战略转型的脚步;其次,政府为应对这些纠纷和矛盾做出了积极努力。对此,政府须向公众充分解释,避免公众因感到政府在外交方面过于软弱而产生不满。


  加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建设,避免弱势群体更加边缘化。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生活水平长期偏低的情况下,民粹化情绪更有可能产生、蔓延。首先,在缺乏保障的窘困状态下,因无力控制自己生活而产生的焦虑和挫败感,会使人迫切地寻求一种安稳和熟悉的状态。这就让人更倾向于从一个抽象的、同质化的群体中寻求安慰,接受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方式,迷失在一种自己可以掌握生活的幻觉中。其次,当人们不得不为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展开激烈竞争时,更可能产生敌视和排斥他人的情绪,也更可能相信阴谋理论。最后,为生活所迫者,更可能把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状态看成某种“完美”的状态,因此而倾向于无限地美化日常生活。因此,正像国家行政学院许正中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建立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向公众提供具有均等性、全覆盖、可获得、公正性和可持续性的公共服务”,才能“为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安全底线,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良好平台,避免出现社会群体间的对立”。④


  加强政治制度建设,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政治参与的常规化、机制化建设之所以重要,首先因为高涨的爱国情绪与低水平的政治参与之间的结合不利于社会稳定。爱国主义理性的一面,集中表现为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结合,这种结合有赖于良好的利益表达、整合和反馈机制。在缺乏有效的、常规化的政治参与方式时,爱国主义就(往往是被迫的)只剩下了非理性的、情绪的一面。另外,如阿伦特所言,无法参与到社会中的边缘人,通常会被“无家感”折磨。他们更可能从一种虚无的怀旧情结中寻找慰藉,或者无条件地服从于他们认定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性事件中的极少数“别有用心”者更容易获得可乘之机,在特定环境中取得民众的非理性支持。因此,要消解民粹主义情绪,就必须促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另外,政治参与和社会信任之间也有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陆益龙教授指出,要解决社会信任问题,最根本的是从制度入手。中国社会没有一种合适的机制能够化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使得不同群体间的不信任越发严重。因此,有必要通过制度的推动,使人们在公共场域进行协调与合作。合理的政治参与,为人们提供了在体制框架和社会规则之下“共同行动”的机会,使人们培养共同感情,发现和睦相处的重要性,并更加认同自己的政治身份和权利。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指出,只有通过加强倾听与被倾听的频率和深度,使民众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才能使民众对国家有更强的归属感。


  主流文化价值观应更好地发挥控制和消解民粹主义情绪的作用。近年来,媒体上频频出现“最美警察”、“最美女教师”,在让人感动之余,无数“最”字形成的极致美化概念集群,也难免有种空洞和过分理想化的感觉。有人把学者谑称为“砖家”、“叫兽”,这当然是人们对于学界道德水准和学术素养的正当质疑,但也折射出了一种强烈的反精英主义心态。荧幕上充斥着大量以抗战和家常琐事为题裁的电视剧,它们虽然以微妙而讨巧的方式与主旋律保持一致,却很可能会助长非理性的排他情绪和将日常生活浪漫化的倾向。十八大报告强调,在发展文化事业时,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确保多样化的文化价值观能够和谐共存。因此,即使是在高速增长、快速转型中的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中也应适度包含精英主义、保守主义的成分,在稳健与激进之间寻求平衡,从而避免核心价值观在民粹主义等非理性漩涡中迷失方向。另外,人们越是希望自己的观点与别人一致,越可能把自己摆在道义至高点上排斥他人。因此,媒体应避免“道德至上”的宣传和简单的情绪煽动,而应鼓励人们积极思考,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避免人们因缺少判断力而趋于思维同质化。(执笔:吴江,兰颖)

 

注释:略


来源: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来源日期:2012年11月下 | 责任编辑: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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